林译小说至少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作家，用古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长篇小说，尽管有种种意译增删和曲解，但由于林纾良好的艺术感觉，而能基本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包括叙事结构与技法，甚至语言风格。但林译小说，即长篇古文/文言小说是否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另外的可能性的问题，我觉得回答需要谨慎。

        如果这个问题只是提出文言小说本可以是五四白话小说并存的一种小说形式，而在五四之后断裂了，我觉得这是事实。清末民初本就存在大量的译著、长短篇文言小说，高者如苏曼殊的自叙传小说，林纾的历史小说，周氏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鲁迅的《怀旧》等，平庸者如徐枕亚、李定夷等骈文礼拜六派（是的，我仍然认为鸳鸯蝴蝶趣味平庸，尽管他们的第一人称、书信日记、自叙抒情等现代叙事技巧更为圆熟）。长篇古文小说自是在林译小说的昭示下出现。长篇古文小说和骈文小说甚为繁荣，甚至占据了民初文坛的主流。尽管清末白话文运动同样蓬勃，但其提倡白话的同时，并不主张废文言，白话之所提升看中的是其大众启蒙的功能，而审美艺术上，文人心中仍是文言为高。但五四新文化人则举白话弃文言，其后文言小说基本绝迹。

        但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另外的可能性的问题，预意挑战更大，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另外的可能性比已经实现了的历史价值更高，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说，文言小说是否本应该或本可以是现代小说的更有价值的向度，而这个向度被五四白话小说截断了。我想了很久，觉得答案应该还是否定的。在我看来林译小说所提供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被生硬斩断，清末民初，长篇文言小说至少发展了二十年（大概1895-1916），积累了大量作品，其弊端与优势，种种可能已经充分显露。在我看来，其成果有限，无论是苏曼殊、林纾还是徐枕亚，都不能算是很好的作品，无法与五四白话小说相比，也无法与《老残游记》相比。同样截止二十年发展时间，1917-1937，五四白话小说取得成就和蕴含的可能远比长篇文言小说更高。文言本身简洁，雅致，但一方面它很难琐屑真切细致的白描现实生活，与贴切的内心展示，一方面又容易堆砌辞藻，陈词滥调。与同时的白话新小说相比，文言难以产生《老残游记》中“黄河水结冰”那样的细致描绘，也难以产生《恨海》中贴近真实的小儿女内心的辗转反侧。曼殊小说的浪漫主义抒情伤感，林纾小说的史传笔法，最终还是在郁达夫、李劫人的白话笔下获得更大的发展。在我看来，文言小说自是在五四新文化人的声讨之下销声，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无法完全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而自主匿迹。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用魏晋之古文，终不如其后来的白话翻译贴切。

        以我之感觉，小说还是不得不“以白话为能工”（梁启超），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向度仍在白话小说。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原本人家用的就是白话。按照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小说是与未完成的现时代最紧密相连的艺术，它要求最大限度描摹现实生活或真实展现内心。而白话与现实生活不隔，可粗鄙、可琐屑，可疯狂，因此比雅驯而诸多限制的文言更适合小说的发展。当然在叙事技巧上，文言小说一向是比深受说书人影响的白话小说自由得多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倒叙、自叙传、抒情等技法，在传统文言小说中以不少见（《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但叙事技法于小说并不是本质，描摹现实与内心才是核心。且一旦白话小说摆脱说书人口吻，各种叙事技法便自如，其可能性是无限的。